“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的千古绝句道出了人们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敬佩与惋惜之情。那么诸葛亮治蜀用人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诸葛亮看到人的“美恶既殊，情貌不一”，但能坚持这七条，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致错用坏人，庸才。
内修政理是诸葛亮治蜀的一个中心问题，其基本方针即“治实不治名”。
益州本是“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左思〈蜀都赋〉写到那时的蜀中是：“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梗稻莫莫”；“阛阓之里，俊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何况又有盐井、铁山。在这个基础上，商业也发展了，成都西市，被称为“万商之渊”，“罗肆巨千”。可农民、手工工人所创造的财富，都落入了三蜀之豪”的腰包。三蜀之豪，有自己的田庄、徒附、部曲、奴婢。诸葛亮说李严罢免，犹有“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李严之子李丰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蜀志灵帝纪》﹞
汉末政失于宽，刘焉、刘璋父子和袁绍一样，在益州“以宽济宽”，“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宽容三蜀豪强。这种政策，使“蜀土人士专权自恣”，更有所发展。﹝《蜀志十户而八”的危险局面；理弱，即扶植自由农，发展生产。之所以要“先理强，后理弱”，是因为强民专权自恣的问题不解决，弱民的安宁、生产问题也就无法解决。这条方针是“治实”在内修政理上的集中表现。
先谈理强。理强又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专权自恣的强民，采用“威之以法”，“限之以爵”的政策﹝〈诸葛亮传〉注引《蜀记》﹞；二是制定用人标准，起用有“才策功干”，“忧公如家”之士。
《蜀志伊籍传》说伊籍“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现在《蜀科》看不到了，但可想见有它本身的特点。从实际情况来看，〈张裔传〉记载张裔常称道诸葛亮“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陈寿在〈诸葛亮传〉中写的评语中又说：“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劝戒明也。”这表明诸葛亮把“威之以法”和“服罪输情”结合到了一起。用法无私，服罪可释，所以法虽峻而无怨，贤愚“佥忘其身”。例子是有的，如李严被废为民，徙梓潼郡，诸葛亮在与其子李丰教中明言：若能“思负一意”，则“否可复通，逝可复还。”﹝〈李严传〉注引﹞把“服罪输情虽重必释”，用到刑法上去，这在法制史上罕见。本人服罪输情既可免罪，子女，家族连坐之制，势必革除。在《蜀志》中，看不到诸葛亮当政时期还有什么连坐。李严犯罪，李丰仍旧官至朱提太守。魏晋时期，人们纷纷称道诸葛亮能用刑，为秦汉以来所未有﹝参见〈李严传〉注引习凿齿语﹞，原因也在这里。
在用人上，最可注意的，是他提出过七条用人标准或者说七个考核办法。“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侄？^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诸葛亮集如人性〉﹞他看到人的“美恶既殊，情貌不一”，但能坚持这七条，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致错用坏人，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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