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禽治鲁，铭记召公

周初分封了很多诸侯国，但鲁国的地位与众不同。首先，鲁国获得了最丰厚的赏赐，还拥有运用天子礼乐的特权；其次，鲁国位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曲阜，其绝大多数领土是平原，土地富饶，水源充足，非常适合发展农业、畜牧业、蚕桑业。早在远古时，鲁地便成为人们的聚居区，历史悠久，文化先进。此外，诸侯国排位，鲁国也高居榜首。《国语鲁语（上）》：鲁之班长。班指周代诸侯国的排位序列，班长就是说鲁国高居诸侯国之首。这些都反映了鲁国在周王室心中的重要性。

对鲁公伯禽，周公寄托了殷殷厚望，期盼鲁公能担当大任，把守住周王室的东大门。周公屡次叮咛伯禽，要小心翼翼地做事，礼贤下士。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伯禽动身前夕，周公对他谆谆教诲：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身份地位都比较尊贵。可是我经常洗一次头提三次头发，吃一顿饭吐三次嘴里的饭菜，起来去招待世间的贤才，即便如此，我还常常担心会漏掉天下的贤才。你到达鲁国后，千万不要因为你是一国之君而目空一切。慢待士人。周公期望伯禽用人唯贤，广纳贤才，使鲁国繁荣富强。

伯禽刚到鲁国即位，东方就爆发了武庚与管叔、蔡叔的叛乱，徐戎淮夷、南方的熊盈及纣王的虎将蜚廉也趁机进攻鲁国。伯禽率领军队抵达费地，亲自写了《费誓》，用来严肃军纪，提高作战能力。在三军将士英勇厮杀及齐军的大力援助下，双方形成了僵持局面，当武庚、管蔡之乱被平息后，齐、鲁、周三军会合，历经两年鏖战，终使鲁国局面得以安定。

伯禽担任鲁国之君长达四十六年，坚持用周礼来管理鲁国，将血缘宗法礼制定为基本国策，大力倡导国民恪守以血统为基础、上尊下卑的礼制，极力弱化地方派的力量，使鲁国的政治与经济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鲁国疆域也逐渐扩大，北到泰山，南至徐淮，东达黄海，西至阳谷一带。由此，鲁国逐渐成为周王朝借以掌控东方的主要诸侯国，且有着礼仪之邦的美誉。

伯禽极力推行周礼、移风易俗，却受到商奄之民的强烈反对。鲁国当地的文化传统是长期积淀下来的，并非依靠行政律令就可以废止，因而周礼也未能彻底实施。后任的鲁国之君只好对此政策有所变通，保留了一部分商奄之民的礼俗。伯禽过分地因循守旧，尽管使得鲁国政权比较稳固，但是却限制了鲁国的发展。周公去世后，鲁国屡屡成为其他诸侯国欺压的对象。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伯禽被封三年之后，才向周公汇报工作。周公问道：你为何这么晚才来汇报工作呢？伯禽答道：我革新鲁地的习俗，废止鲁地的旧礼，按照礼制，这需要服丧三年方能汇报工作，所以就晚了。姜太公和伯禽同时被封，领地是齐国，可是太公仅过了五个月便来向周公汇报工作。周公问：你为何如此快捷呢？太公答道：我将群臣之间的繁文缛节一律简化，坚持入乡随俗来管理齐国，因此这么快就来汇报工作了。周公因而感慨：啊！将来的鲁国肯定要向齐国俯首称臣了！治理国家倘若不简化程序，老百姓就会疏远当权者；治国之策简洁易行而又贴近大众，老百姓便旨定衷心拥护。

由此可知，伯禽在鲁国不遗余力地推行周礼，完全改变商奄之民原有的礼制和风俗的做法，是有悖于周公的初衷的。

召公德高望重，永垂不朽

召公本姓姬，叫奭，其生母是周文王的妾。由于召公的采邑曾经在召，即今天陕西岐山的西南，因此人们称他召公或者召伯。周将召公封到燕地，目的是让他掌控活跃于燕山南北和辽西等地的戎翟部落。

对于疆域内的所有部族和方国，召公均实行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政策，让他们保存原有的部族或领土，向召公为首的燕侯家族俯首称臣。如今人们猜测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乡董家林村的古城遗址便是初期的燕都城址。

周初发生了几件重要事情，召公不但都亲自参加，并且还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军事、外交和行政事务等领域，召公却有过人的能力，所以，在武王讨商时，召公能日辟国百里。

后来，召公还奉旨到处办事，一会儿去省南国，到江汉地带宣传君命；一会儿北上，平定诸侯等的反叛；一会儿东征，平定东夷的叛变；一会儿赴中土洛邑相宅；一会儿又在宗周的重大祭祀活动中现身。实际上，他在西周史上立下的功勋，远远不是燕召公这一个称呼所能表达得出的。

召公奭在周成王时任太保一职，位列三公，显露了他不凡的组织能力。

召公和周公将周朝分为两部分，周公治理陕东，召公治理陕西。召公遣大儿子管辖燕国，他则居住在镐京，即今天的陕西省长安县西北，召公辖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

周初时局动荡，召公身为文王之子，在周公的开导下主动发挥自己的作用，与周公共同平定了三监之乱，拯救了势如危卵的周王朝。召公将江汉地带营造成周之南国。

到成康之时，周朝的开国元勋师尚父太公望与周公旦相继逝世，于是，召公便成为政界泰斗。由于他声望甚高，所以在政坛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叔卣铭文记载，有一次在宗周进行祭祀，成王的王后王姜差遣叔去探望太保召公，召公向叔赠送了香酒、白金等礼物，由此可见召公身份的高贵。

成王在临终之际，惧太子钊之不任，于是将太子托付给召公与毕公。成王逝世后，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康王就位后，又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