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历外派矿监税使的行为，有人拿它跟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做比，因为矿监税使是从工商业下手，是因明末工商业迅速发展而应运而生的举措，而一条鞭法也是因为当时商品经济发展、货币流通加快而产生的。从经济角度看，似乎都是合着进步的节拍，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想，这是截然不同的。张居正的条鞭法是很温和的，他利用了生产逐渐商品化的规律，简单来说，无论是农还是工商，货币都要比实物更加方便，这样的改革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颠覆，但是基本上是社会可以接受的，它本身的经济改革度不是非常大。
而万历的矿监税使可就不是这样了，他的尺度要大得多。有人说万历这样拿工商业开刀，是为了弥补明代税收的畸形，因为明代税收规定依然倚重农业，在工商业方面很欠缺，万历大哥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才高瞻远瞩地准备把国家从倚靠农业的大坑中向工商业(类比下西方近代的情况)的光明方向引去，但是却受到了满朝尤其是东林党的猛烈抨击，只有宦官朋友不离不弃地陪伴着他在这条孤独高冷的路上走着，一个叫田口宏二郎的学者甚至说：“宦官们在征收各种税目时的态度，与其说是暴虐恣睢，不如说是作为官僚的负责努力。”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和众人想法步调一致的是普通人，比众人的想法晚一步的是蠢材，比众人想法早一步的是天才，但若比众人想法早两步，那就是神经病了。万历在明末就能用以税收的方式刺激，从倚重农业转到倚重工商业发展，开启我国近代化历程，不得不说是早了两步。而且居然还带领着一批“忧国忧民”、同样高瞻远瞩的宦官天才进行经济改革大业！呵呵，如果他不是穿越过去的话，无论如何也说不通。
一些经济学家为万历喊屈，说他的增收矿、税其实是总体商业税的增收，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因为在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末，改倚农而重工商是大势所趋。这样所谓的重视工商的行动，在经济角度似乎是正常的，但是人类社会，人文环境，并不是像公式化一般单一。我有一位导师曾经大批过某经济学家“不懂历史”，因为他们在改革经济措施的时候，没有把人文和社会整体因素考虑在内，这也就是问什么历史学家大多对万历的矿监税使采反对意见了。事实上，作为一个长期怠政、连张居正改革都能说扔就扔的君主，这家伙真的不大可能有“增值商业税”这种意识，最多有一些朦胧的感觉，也是建立在因为工商业兴起、有利可图的不正当出发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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