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是唐朝初年一次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魏征本来是李建成的第一谋士。而且还曾经多次劝说李建成，要想办法建立战功，要把李世民手中的兵权夺过来。只有把李世民手中的兵权夺过来，才会真正强大，才会真正打败李世民。
可是玄武门政变之后，魏征却投奔了李世民，积极地为李世民的政权效劳。并且在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贞观之治”之所以在历史上那么出名，不是因为“贞观之治”让唐朝的经济文化得到了怎样的发展，而是李世民与魏征这一对君臣，关于“进谏”和“纳谏”的故事，让封建时代的政治体制，达到了一个十分开明和亮丽的高度。可以说，魏征对“贞观之治”这一盛世蓝图的创造，起码贡献了一半的力量。
我们知道，古代是最讲究忠诚的。“忠孝”二字是人的立身之本。如果某个人违背了“忠孝”这两个字，也就没办法在社会上立足了。可是为什么，魏征明显违背了这一点，他依然能够在社会上立足，而且千古扬名呢?
有人可能会说，这怪不得魏征，因为“玄武门政变”之后，是李世民去把魏征找来，要任命他为官员的。
不过，就算是李世民去把他找来的，他也应该像方孝孺那样啊。方孝孺并非朱允炆的第一谋士，他尚且那样忠诚于朱允炆。魏征作为第一谋士，他为什么却不忠诚呢?
有人可能又会说，因为“玄武门政变”是李世民家里的事情，是他们的内部斗争。魏征没有必要去趟这趟浑水。
这话看起来有道理，实际上具有很大的错误隐蔽性。在古代家天下的社会，皇家就是天下，皇家的事就是国家的事，就是天下的事。并不存在李家内部争斗的问题。否则的话，“玄武门政变”这样的事情也发生不了了。
后世“靖难之役”后，朱棣就曾经用这样的话回答方孝孺。说这是咱们家里的家事，你就不要掺和了。当时方孝孺就批驳他说，这是天下事，得天下人来管，怎么可能是你朱家的家事!
也就是说，实际上不管找什么理由，只要魏征背叛了李建成，似乎他就是“大节有亏”。
然而实际上，历史不是这样评价魏征的。历史对魏征基本上都是正面评价，就算有负面评价，也没人说魏征“大节有亏”这一点。
魏征为什么会这么幸运呢?
我认为，之所以没人说魏征“大节有亏”，有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魏征在投奔了李世民之后，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就是做一个“直臣”。
所谓“直臣”，就是敢于直截了当说出君王不是，直截了当地给君王提出批评意见的人。这样的“直臣”，首先是忠臣，同时是一种比忠臣人格更高尚，更值得赞扬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古代是皇权社会，皇权社会中，皇帝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是不容有任何一点冒犯的。所以，古代的大臣，要想活命，乃至于要想升官，就必须要服从皇帝。要揣摩皇帝的心思，迎合他，投其所好。
这样做的人，大抵是奸臣。因为皇帝都是有私欲的，迎合皇帝就是迎合他的私欲，也就是伤害国家伤害老百姓，所以这样的人就会成为奸臣。
不过也不绝对，也有迎合皇帝而成为忠臣的。当然这必须要皇帝是一个开明的皇帝。但是这样的皇帝毕竟不多，所以迎合皇帝的大臣，当奸臣的就比较多。
如果要想当忠臣，就绝对不能迎合皇帝。但是不迎合皇帝，肯定就无法升官，很可能还会死掉。因此有些忠臣会采用比较委婉的方式。或者说“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方式。
但是直臣不一样。直臣是大事不糊涂，小事也不糊涂。
比如有一次，魏征去向李世民汇报工作的时候，李世民正在玩鸟。害怕魏征说他，就把鸟儿藏了在怀里。魏征明知道鸟儿不能在怀里藏太多的时间，偏偏说个不停。以至于后来魏征出去，李世民把鸟儿掏出来的时候，鸟儿已经被闷死了。
这就是魏征，连小事也绝不糊涂。这也是所有直臣的做派。
应该说，魏征也是幸运，他恰好遇到了李世民。如果遇到别的君王，肯定早就被贬谪，乃至于被处死了。
但不管怎么说，正是因为魏征选择了做一个古代社会里最难做到的“直臣”的角色，因此，才给人一种感觉，他并没有顺从李世民，因而他才得到了后世的普遍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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