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对于宋朝的官僚士大夫来讲，是仅次于祖宗法的存在。讲求故事，会近追隋唐，远溯秦汉，在方方面面，把故事运用得淋漓尽致。北宋吕夷简欲用故事怂恿仁宗废后，遭到孔道辅驳斥。在《宋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讲求故事的事例。《真宗纪》于天禧五年十月壬子载：“依汉唐故事，五日一受朝。遇庆会，皇太子押班。”这是皇帝把故事作为执行礼仪制度法理依据的事例。
《李昉传》载：“会边警益急，诏文武群臣各进策备御，昉又引汉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为言。时论称之。”这是宰相处理国防事务时引据故事的事例。《苏颂传》载：“乞诏史官采新旧《唐书》中君臣所行，日进数事，以备圣览。遂诏经筵官遇非讲读日，进汉唐故事二条。颂每进可为规戒有补时事者，必述己意，反覆言之。”这是士大夫以故事教育君主，而君主又主动接受故事教育的事例。
《选举志》载：“咸平间，秘书丞陈彭年请用唐故事，举官自代。”经过缜密检讨后，举官自代于天水一朝遂成定制。这是故事在制度建设层面的贡献。南宋初年，面对财政困难，楼炤建议“参仿唐制，使户部长贰兼领诸路漕权”，“诏三省相度措置，卒施行之”。事见《楼炤传》。这是故事在财政领域应用的事例。至于在法律方面，应用故事则俯拾皆是。一部《宋刑统》，就是唐律的翻版。引起我写这篇短文的，正是《宋会要辑稿·刑法》中的一段记载。知制诰柴成务对死囚复审提出异议，“事下大理寺详定”。大理寺在讨论后提出报告：
检会《刑统》，唐长庆元年十一月五日敕，应犯罪临决称冤，已经三度断结，不在重推之限。自今以后有此色，不问台与府县及外州县，但通计都经三度推勘，每度推官不同，囚徒皆有伏状，及经三度断结，更有论诉，一切不在重推问之限。其中纵有进状敕下，如已经三度结断者，亦许执奏。如告本推官典受赂，推勘不平，及称冤，事状有据验者，即与重推。如所告及称冤无理者，除本犯死刑外，余罪于本条加一等。如官典取受有实者，亦于本罪外加罪一等。如囚徒冤屈不虚者，其第三度推事官典本法外加等贬责，第二度、第一度官典节级科处。今详《刑统》内虽有此条，承前官吏因循，不能申明，自今请依成务起请施行。
大理寺的报告首先从《宋刑统》中全文引述了唐朝敕文，然后才据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是宋代官僚依据唐朝法律文书的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例。不过，故事是个杂货铺。士大夫援引故事，是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而拿出佐证。朝廷纷纭或政治斗争的背景之下，作为例证所提出的故事，有时会遭到抵制。比如，在北宋，仁宗在吕夷简的怂恿下要废掉郭皇后，遭到范仲淹等一大批言官的强烈反对。这时，吕夷简就抬出了故事，说：“废后有汉唐故事。”结果遭到了孔道辅的驳斥：“人臣当道君以尧舜，岂得引汉唐失德为法邪？”有力的反驳让吕夷简语塞。事见《孔道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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