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泉，不仅留下了许多建筑、雕塑、陶器，更重要的是其深远的文化影响，西方的哲学、数学、天文、宗教、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可以在古希腊文明中找到渊源，而民主制度就源自古希腊。
回顾人类历史，当代人所享受的经济繁荣、生活富足、社会平等和民主制度等等，其实是一个特例，在二十世纪之后才渐渐成为常态。在这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各地的社会制度都极不平等，少数人掌握社会绝大部分资源，大部分人遭受盘剥奴役，仅仅能维持温饱，根据斯坦福大学教授乔赛亚·奥伯(JosiahOber)的看法，古希腊是另一个特例。
奥伯认为，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人不仅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而且生活在一个富裕平等的民主社会中。为什么他们能够缔造一个富裕民主、经济发达、创造力旺盛的社会？古希腊文明并非昙花一现，而是持续了数百年，说明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强大的内在动力和特别的外部因素。他的新书《古希腊的兴亡》(TheRiseand Fall of ClassicalGreece)就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古希腊的兴亡》回答的首要问题是，古希腊是不是一个繁荣兴盛的社会？即分析它的“繁盛”(efflores-cence)程度：经济增长以及伴随而来的文化成就。在一个繁盛程度高的社会，较大比例的人口能够享受高水平的社会福利，文化水平也较高。一个文明光有恢宏的宫殿、奇异的珍宝，并不足以称为繁盛，必须同时伴随着人口、福利与文化上的进步。在过去的研究中，古希腊是否繁盛并无定论，有不少人认为古希腊虽然文化先进，但经济却很落后。奥伯则绘制了一张古希腊发展指数图，以近代希腊为地域界限，计算在这个地域内，古希腊时期所有城邦人口的消费总量。他发现，从古风时期(公元前800年——公元前500年)后期开始，发展指数就急速上升，在古典时期(公元前500年——公元前323年)达到顶峰，在进入希腊化时代后，虽然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是古希腊的衰亡期，但是发展指数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古希腊灭亡后，这个地区的发展指数立刻急剧下跌，一蹶不振，直到进入现代社会后才渐渐恢复到古希腊时期的水平。
另一个支持古希腊繁盛程度高的证据是其基尼系数，这是一个判断社会是否平等的指标，在0和1之间，0为绝对平等，1为极为不平等。根据公元前322年的人口普查和其它数据，雅典城邦中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30%的私有财产，最富有的10%拥有60%的私有财产，基尼系数为0.708，与1953-1954年间的美国相似，比1427年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0.788)低，比20世纪初的英格兰(0.95)平等得多。雅典一半左右的居民，其中包括非公民和奴隶人口，生活水平超过了温饱线，能过上像样的日子。
希波战争
如果说用量化研究的方法论证古希腊的繁盛程度还算比较直接了当，那么求证其背后的原因就不那么容易了。奥伯在《古希腊的兴亡》一书中，将焦点放在了古希腊的城邦(po-lis)制度上。古希腊的特点是城邦自治，各自为政，从未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城邦之间在经济文化实力上可以有很大的差别，其中最大的三个城邦：雅典(Athens)、斯巴达(Spar-ta)和叙拉古(Syracuse)规模巨大、影响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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