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有逛青楼的嗜好，回国后在张之洞幕府做洋文案时常与一干友人到青楼寻花问柳。有一天闲来无事，辜鸿铭和一帮朋友又去青楼消困解乏，遇到了清新可人的贞子。贞子向辜鸿铭诉说了自己的遭遇。辜鸿铭便许诺要为贞子寻找父母，又把她带回了家。和贞子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辜鸿铭迎娶了这位异国的小妾。
辜鸿铭发现和贞子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幸福，他几乎夜夜要求贞子陪伴，以至于养成了无她相伴无法入睡的习惯。用辜鸿铭自己的话说就是：“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贞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
在“兴奋剂”和“安眠药”的照顾下，辜鸿铭觉得非常的开心，有时兴致所致，也会丢下家中的两位宝贝，留踪于青楼妓院，不管外人怎样看待自己的“风流倜傥”，“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风流，乃为真豪杰；不爱财，不爱酒，不爱夫人，是个老头陀。”
贞子死后，辜鸿铭特意留下了她的一缕头发，已经习惯夜夜由贞子做伴的辜鸿铭自然忍受不了突然失去贞子后孤枕的夜晚，每晚必然把那缕头发置于枕下。在辜鸿铭的晚年，他接受了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在 1924 年至 1927 年期间曾多次前往日本讲学，辜鸿铭到了日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阪的心斋桥，也就是吉田贞子长大的地方凭吊亡妻。
拓展资料：
“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便是我！”
能够信口雌黄说出这般“豪言壮语”的，除了他辜鸿铭，别无他人。作为一个“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东南西北人，辜鸿铭会9国语言，头顶13顶博士帽。也难怪很多人说：他有狂的资本！他有傲的本钱！
严格意义上，辜鸿铭只能算是半个中国人。他祖辈上就从福建泉州移居马来，母亲是葡萄牙人，义父是英国人，他是个华裔，还是混血儿。这样出身的辜鸿铭，在德、英等国学习十几年后，毅然回到了祖国。
他回到中国时西装革命、平头净面，很快他就一改形象，对襟马褂，手持烟枪，摇晃着帅气的小辫子，一个纯正的大清国民，而且他从此坚定地固守中国传统文化，鄙夷西方文化。
他将《中庸》《大学》《论语》等翻译成英文，对外传播；他用英文写就《春秋大义》，以每场两元的奇高门票向老外阐释《中国人的精神》，对不可一世的老外常常嬉笑怒骂，口出狂言。
这样一个狂人为何说出“世间只有他和蔡元培两个好人”呢？是抬举自己的校长领导吗？断然不是，他之所以这样说，很多人的解释是，辜鸿铭认为蔡元培一直都在坚持革命，而自己始终坚定保皇，这样矢志不渝的中国人只有他俩。
其实，我倒认为，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辜鸿铭认为，蔡元培坚持的革命是让枯树发新芽，自己固守的传统文化就是让枯树的老根不死，这两条路都是对的，都是救国之道。
辜鸿铭说得没错，但是蔡元培图变而不彻底否旧，而辜鸿铭则守旧并拒绝革新，这似乎也和他十几年的留洋经历不相符。但这就是他，一个被称为清末怪杰、民国狂儒的辜鸿铭，我自古我。
这个顽固的老头，在晚年对日本振兴东方文化寄予厚望，在东京、大阪到处演讲，掀起不大不小的“辜鸿铭热”。他怎么也没想到，他离开人世后十几年后，日本将《辜鸿铭论集》作为他们“大东亚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这恐怕是当初的辜鸿铭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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