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即使盛世也往往疲于应对强悍的夏天。对于人而言，如何应对夏天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如何应对夏天的水旱灾害以及次生、衍生灾害一直是人的难题。首先是如何认识灾害。“天命”曾是人对天气及自然灾害原因的唯一解释。邓拓曾这样说道，人脱离氏族社会后，经济政治生活都由单一阶级支配的体系已经建立，所以人们认为人间一切事物都可以由支配阶级进行统治，因此也受其影响。同时，受自然力的压力，又设想存在与人间统治阶级一样的天神。所以，天气、灾害都被认为由人间统治者的行为引起，受天神控制。
因此，那些年代，一旦出现灾害，皇帝首先要自责和检讨，并且采取“德行”消除上天的责怪，即“弭灾”。“弭灾”包括自谴、避居等等。后参加这种活动的往往还包括皇室亲属、各级官员，后来普通百姓都会采取类似行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开始采取其他方式应对灾害。根据邓拓归纳梳理，历史上人应对灾害有消极救济与积极预防两种。消极救济又有临灾治标、灾后补救两种。临灾治标又分为赈济、调粟、养恤、除害等等。灾后补救包括安辑、放贷、节约等等。安辑是指安顿流民，蠲缓即缓赋，放贷用于复业，节约用以度困。积极救济论的主要内容是包括重农、仓储在内的“改良社会条件”和包括水利、林垦在内的“改良自然条件”。
邓拓认为，历代灾害之最多、最甚者首推水旱，“水旱之致灾，虽亦由于自然条件使然，而人工不与以改良克服，即水利之废弛厥为基本原因”。而“森林之多寡，对于水量之调解，关系至为重大”，他引用外国学者的话说：“无木之荒，不啻无粟。”上述应对之策均是技术性的，其结果往往取决于当时之吏治。所以在历史上很多时候，治水治旱前后均先治吏。官吏往往开始就决定了人们是否需要应对灾害。《明宪宗实录》中曾记载，1470年华北、华东地区的六个府“夏麦已全无收”。结果官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虽累经报灾伤，然有司未照例覆勘，展转迟延。”
而在预防环节，也经常出现《明会要》所载仓储“十处九空，甚至仓亦无存”的情况。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严格吏治。《典故纪闻》记载，永乐元年，朝廷要求“凡丰捻之处，于见有官钞支籴谷粟，储以备荒，郡县考满，吏中计绩，以定展最。”也就是说不仅建立储备制度，还将其作为官员考核的内容之一。在明洪武年间，为了防止救灾时官员克扣粮食，规定将每个灾民的姓名和应得到的口粮张贴在公共场合，还要求上级官员“出其不意”下行查验。应该说，无论从预防还是实施，制度的细节都是人应对夏天及其灾害的关键。
大明王朝是“特务机构”最多、特务最猖獗和社会最黑暗的时代。那么，是明太祖朱元璋开创了秘密刺探消息、监督官与民的“特务制度”吗？其实，这有点儿“抬举”朱元璋及大明王朝了。读过《三国志》的人，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三国时魏国的奠基人曹操设置的“校事”，就是一个类似于明朝东、西厂的特务机构。世人皆知，曹操疑心重，对谁都不放心。为了及时掌握群臣和百姓对他是否忠心，便广布耳目、刺探隐秘，这跟他诡诈残忍、善用权谋的心理也十分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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