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日，正午前的一刻。此后发生的事情将永远不会被遗忘。数百万聚集在邻里间的收音机前恭听玉音放送的日本人，不是什么现代的“公民”，而是天皇的臣民。一直以来，正是以天皇的名义，他们支持了自己国家与和其他同盟国的长期战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那一向是“圣战”。宣布日本投降，44岁的天皇陛下遇到了如何以新的辞令取代这种战争修辞的挑战。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14年前，在他即位的第6年，裕仁天皇默许了帝国军队对东三省，即所谓“满洲”的接管。8年前，日本以天皇的名义，发动了对华全面入侵。从那时起，裕仁在公开场合，都是以身穿挂满勋章的最高司令官军服的面貌出现。1941年12月，他颁布了对美国和欧洲各国宣战的诏书。现在，三年零八个月过去了，他的任务不仅是要终止一场失败的战争，而且还不能否定先前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也不得承认本国的暴行，又得以某种方式解脱自己对于多年的侵略战争所应负的责任。
是裕仁本人首先提出打破先例，直接向他的臣民们发表广播讲话的想法。诏书的内容，直到广播前一天接近午夜时分，才最终敲定。诏书的起草和交付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录制在密谋中进行，并瞒过了那些反对投降的军官们。尽管产生于混乱之中，终战诏书仍然是一份悉心打磨的意识形态精品。
尽管许多人理解起天皇的讲话来有困难，天皇发出的讯息（同时通过无线电短波传播到了海外）却迅速被每一个人所知晓。那些见多识广的听众，向他们迷茫的同胞们解释着播送内容。播音员们立即以日常口语总结宣言及其要旨。报纸也连忙发行号外，对天皇的诏书加以社论评说。
就像昆虫嵌人唬拍，天皇《终战诏书》的字句很快牢记在了民众意识之中。天皇从未明确地说过“投降”或“战败”。他只是简单地评述“日本战局并未好转，而且世界大势也于我们不利”。他吩咐他的臣民要“忍所不能忍，受所不能受”。这些话在接下来的数月间被无数次征引。
通过这份诏书，天皇尽力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将耻辱的战败宣言，变成对日本的战争行为和他个人崇高道义的再次肯定。诏书的开篇，天皇重申1941年日本向美国宣战时他对臣民的训谕：发动战争是为了确保日本的生存和亚洲的稳定，不是出于任何侵略目的而干预他国的主权完整。以此为基调，裕仁对那些“为东亚的解放”与日本合作的国家表示深深的歉意。谈到广岛和长崎近期的原子弹爆炸，天皇继续指出，日本投降的决定完全是一种宽宏大量的行为，从残暴的敌人手中拯救人类，使之免于灭绝。“敌人第一次残酷地使用了原子弹来杀戮和残害大量的无辜者，使惨重的人员伤亡难以计数。”他断言，“再继续战争不仅可能导致我们种族的灭绝，而且可能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通过接受盟军结束战争的要求，天皇宣布，“为万世开太平”，是他本人的意图。
接下去，他以古雅的文辞，将自己塑造为国家苦难的体现者和终极意义上的受害者，将他的人民的牺牲说成是他个人极大的痛苦。当他凝神静思那些死于战争的臣民、他们身后留下的遗族，以及现在全体日本人所面临的非同寻常的苦难，他宣称，“朕五内俱焚”。对于天皇的许多听众来说，这是玉音放送中最令人感动的部分。有的人承认自己被耻辱感和罪恶感所压倒，未能像天皇期许的那样安居乐业，是他们令天皇悲伤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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